关于中国古代交通文化发展历史

关于中国古代交通文化发展历史

中国古代交通与文化传播　　中国古代交通建设　　“车同轨”与“书同文”　　从张骞的驼队到郑和的云帆　　中国古代的外来文明　　交通史是历史总进程的一个重要的侧面。在历史发展的每一阶段，几乎都可以看到交通进步的轨迹。交通条件决定着历史上文化圈的规模，也影响着各个文化圈相互之间的联系。　　古代的文化传播与交通状况是分不开的。无论是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都有赖于交通。没有丝绸之路的开辟，葡萄、胡萝卜就无法来到中原；没有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玉米、马兄氏铃薯就不能成为欧亚大陆的食品。同样，没有玄奘西行和鉴真东渡，大量佛教典籍就无法从印度传到中国本土和从中国传到东瀛日本，“唯识”“因明”等学问也就不可能渗透到中国。因此，社会历史的发展与进步，处处与交通密切相关。　　一 中国古代交通建设　　人们所熟悉的“愚公移山”的故事，“五丁开道”的故事，“夸父逐日”的故事，都依稀透露出远古先民们发展交通事业的艰苦努力。　　中华民族的始祖皇帝，被后人称为“轩辕氏”或“轩皇”、“轩帝”，实际上就是对他在交通方面创制的赞颂。《太平御览》卷七七二引（释名）说，黄帝是车辆的发明者，因此而号为“轩辕氏”。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写道，各地诸侯都尊奉轩辕为天子，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从者，黄帝则予以征抚，“披山通道，未尝宁居”。黄帝的事迹，反映了传说时代交通发展的实际情形。舜入山林川泽，暴风雷雨，而“行不迷”；大禹治水，“开九州，通九道”，“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人”（《史记·夏本纪》），他们圣王地位的确立，也与交通行为有关。　　在河南安阳、郑州和辉县的商代墓葬中，大量发现原产于新疆的玉和原产于南海的贝。《尚书·酒诰》中有“肇牵车牛，远服贾用”的说法，表明殷人的交通贸易关系已经扩展到非常广阔的地域。殷墟卜辞中岩尘前已经多见象车粗清之形的“车”字，结构多有不同。大型墓葬多附有车马坑并随葬车马器，车马同时又被作为奉献于先祖的重要祭品之一。当时战车还是体现军队实力的主要军事装备，而这种以车战为主的作战形式，又对交通道路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甲骨文中结构多样的“舟”字，说明当时的木船已经有多种形制。卜辞中所见“凡”字作“帆”的象形，反映当时借用风作舟航动力的水运形式已经出现。　　周王朝在各地分封诸侯，利用所建置的政治军事据点以为藩屏，来维护中央政权的统治。这种政治体制要求各地与周王室保持紧密的联系。当时以车兵为军队的主力，也要求各地有平阔的大道相通。西周青铜器铭文和当时的文献，把周王室所主持修筑的连通各地的交通干道称为“周行”或“周道”。《诗经·小雅·大东》中说“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形容“周道”如同磨石一样平整，如同射出的箭一样端直，体现了这种交通干道规划设计的合理和修筑施工的严谨。　　春秋时期，交通建设有了新的进步。大致在这一时期，太行山、秦岭等险山峻岭都已经开始有车路通行。《国语·周语中》记载，周定王时，单襄公奉使自守前往楚国，途经陈国时，看到道路不修，馆舍不整，于是预言陈国将要灭亡。可见，以交通道路为主体的交通设施是否修整，当时已经是体现政府行政能力的重要标志之一。据《左传》襄公二十一年载，晋平公当政时，晋国道路馆舍失修，也曾经受到郑国政治家子产的批评。　　以交通干道的建设为基础，相应的交通设施也得以进一步健全。《周礼·地官·遗人》说，贯通都市和村野的交通大道上，每隔十里，设置有“庐”，“庐”可以提供行旅饮食；每隔三十里，有可以止宿的“宿”，“宿”设有“路室”，并且有服务于行旅的粮草储备；每隔五十里有“市”，“市”有住宿条件更为优越的“候馆”，行旅消费品的储积也更为充备。当时，中原各国政府普遍沿交通干道设立交通站，置备车马和专职管理人员，遇到紧急情形，则乘传疾驰，次第相继，使军情政令能得以迅速通达。孔子说：“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孟子·公孙丑上》）就是说，德政的流行普及，比邮驿系统传达政令还要迅速快捷。可见，当时驿政的发达，突出表现为信息传递的神速。　　《左传·哀公九年》记载，在这一年的秋天，吴国在“邗”地构筑城防，并且完成了“沟通江、淮”的工程。邗沟的开通，是中国古代运河建设史上的创举。邗沟通航，实现了南北水路的连接，促进了南北文化的交融。此后，吴王夫差为了引舟北上，称霸中原，又把邗沟向北延伸，进一步沟通了淮河以北的水路。《国语·吴语》说他起师北征，深凿运河，使宋国和鲁国之间有航道相通，沂水和济水，也都由这条人工运河连通到一个水路航运体系之中。大约开通于魏惠王十年（公元前360年）的鸿沟，是继邗沟之后又一条著名的运河。鸿沟沟通黄河水系和淮河水系，进一步便利了南北往来。　　安徽寿县曾经出土战国时期楚王颁发给鄂君的免税凭证，即著名的“鄂君启节”。从铭文中车舟所经过的城邑看，车节经过9个城邑，舟节经过11个城邑。所通行的水路以长江、汉水水系为主，东至邗沟，西至汉江上游，南则循湘、资、沅、澧、庐诸水，也分别可至上游。可见，在当时的水路交通体系中，运河已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地理学名著《禹贡》中，有关于各地风土物产以及贡输道路的记述，说明当时陆运和水运的范围、货流方向和运输能力，都已经初步形成规模，并且已经被人们所认识。　　交通事业在秦汉时期有了很大的进步。秦王朝和汉王朝都将发展交通作为主要行政任务之一。秦汉交通的主要形式为以后两千年交通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本格局。　　秦王朝交通建设最具有时代特色的成就，是驰道的修筑。“治驰道”，是秦始皇统一后第二年就开始进行的宏大工程。对于驰道的形制，西汉人贾山曾经有这样的记述：“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所谓“道广五十步”，就是说，路面的宽度达到五十步（相当于今69米左右）。“三丈而树”，一种解释说，是在路面中央三丈皇帝专行的车道特别做出标示；一种解释则说，是在道路的两旁每隔三丈植一棵树。“厚筑其外”，是指路基的构筑务必要求坚实，两侧又形成宽缓的路坡。“隐以金椎”，是说用金属工具夯击以使路基坚稳。“树以青松”，是说道旁行道树的树种主要选用松树。贾山还说，秦王朝修筑的驰道，东方通达燕地和齐地，南面行抵吴地和楚地，江湖之上，以及海滨的宫观，都可以一一连通（《汉书·贾山传》）。驰道，当时实际上已经成为全国交通网的主纲，是区别于一般道路的高速道路。驰道的路面分划为3条，是最早的具有分隔带的多车道道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