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东六十四屯的惨案

江东六十四屯的惨案

沙俄阿穆尔省当局准备夺取江东六十四屯的关键时刻，中国东北地区的义和团运动掀起了反抗沙俄侵略者的风暴，沙俄政府乘机用武力夺取六十四屯，进而强占东北区域。

当一九〇〇年六月初东北义和团运动刚刚兴起的时候，沙俄总参谋长就电令滨阿穆尔省总督戈罗戴科夫“密切监视”边境地区，为制止义和团运动的蔓延采取“相应的措施”。六月二十三日，沙皇尼古拉二世发布上谕，宣布滨阿穆尔军区进入战争状态，两天后，滨阿穆尔军区和西伯利亚军区同时实行军事动员，四天后，这两个军区分别征召一万六千八百五十五名和九千五百一十五名预备役兵员入伍，在短时间内完成了军事动员。七月九日，沙皇命令两路俄军分别在伯力和双城子集结，待命进攻哈尔滨和牡丹江，黑龙江上空密布战争的阴云。

七月十五日，前往支援待命进攻哈尔滨俄军的两艘俄轮“米哈依尔”号与“色楞格”号驶抵瑷珲江面。中国瑷珲驻军“飞渡往阻”，沙俄“色楞格”号开炮射击，中国军队奋起还击，击伤“色楞格”号，重创“米哈依尔”号，击毙击伤俄官兵五人。沙俄阿穆尔省军管省长格里布斯基率骑步炮兵赶到瑷珲对岸的俄军哨所，炮击瑷珲城。中国黑河屯驻军以为俄军发起全面进攻，回击海兰泡。这就是所谓黑龙江事件。 这一事件本来是沙俄侵华军事行动引起的，但是格里布斯基却以中国军队炮击海兰泡为借口，对海兰泡与江东六十四屯中国和平居民举行血腥的大屠杀。

海兰泡市中国居民区和郊区有长期居住的华侨“几千人”，较大的华商“二百三四十家”，此外还有大量的中国雇工、小商贩和手工业者，总数在万人以上。从实行军事动员起，海兰泡不断发生迫害华人的暴行，大批华人纷纷渡回江右。但长期在那里定居的中国人，因行动不便或因受骗未去，便成为沙俄屠杀的对象。

鉴于海兰泡市紧张的备战形势，中国居民的代表请示格里布斯基，中国居民是否要撤离，格里布斯基伪善地保证“决不允许和平的外国人受到骚扰”。中国居民信以为真，结果上了大当。

七月十五日，格里布斯友陵基下令禁止中国人渡江，并扣留所有的渡船。接着市警察局开始“一无例外”地逮捕所有的中国人。十六日，全副武装的哥萨克和义勇兵闯指虚入中国人的住宅和商店，不分男女老幼一齐押走，就连“怀抱的婴儿也被强拉了出来”。

这一天共搜捕了三千至三千五百人，先被俄兵包围在中国居民区，一些人往外冲逃，当场被杀害五六十人。后来这些人被转移到市警察局，警察局容纳不下，当晚又被押送到精奇里江边一个锯木场里。

十七日清早，俄兵将所有被押的中国人赶到上布拉戈维申斯克村，名曰“渡江”，实际上是将被捕者赶进江中活活淹死。据刽子手的叙述和目击者的唯告燃记载，当被押送的队伍到达目的地时，“手持刺刀的俄兵将人群团团围住，……把河岸那边空开，不断地压缩包围圈。军官们手挥战刀，疯狂喊叫：‘不听命令者立即枪毙！’……人群象雪崩一样被压落入黑龙江的浊流中去。有的想拚命拨开人流，钻出罗网；有的践踏着被挤倒的妇女和婴儿，企图逃走。这些人或者被骑兵的马蹄蹶到半空，或者被骑兵的刺刀捅翻在地。随即，俄兵一齐开枪，枪声、怒骂声混成一片，凄惨之情无法形容，简直是一幅地狱景象。”“当妇女们把她们的孩子抛往岸上，而且乞求至少能搭救她们的孩子时，哥萨克却逮住这些婴儿，挑在他们的刺刀上，并将婴儿们割成碎片。”经过这场血腥的屠杀，中国人“伤重者毙岸，伤轻者死江，未受伤者皆投水溺亡，骸骨漂溢，蔽满江洋。”岸上“堆积如山的‘尸体’，大都是气息未绝的活人”，他们都被“一古脑儿地投入江流”，水面又浮起一层半死的人筏，翻滚着向东流去。

目睹这场大屠杀的人，无不感到“毛骨悚然和为之心碎”。就连屠杀者也受到了良心的谴责，一个俄国义勇兵说，“杀人的一方，完全灭绝人性，他们不是魔鬼，便是畜性。在人世间竟能看到如此惨景，简直就是一场恶梦。如果被杀的人都是些还有挣扎能力的男子的话，也许不会如此凄惨”，但是当看到“一些紧搂婴儿企图逃脱的母亲被纷纷刺倒，从怀中滚落的婴儿被碾得粉碎时”，“只有那些完全没有人性的野兽才能禁得住！”

这种灭绝人性的屠杀一直进行到七月二十一日，共夺去五千余名中国人的生命，只有少数人游到对岸而得以逃生。七月二十二日，阿穆尔当局宣布海兰泡市内的中国人已被全部“肃清”了。 七月十七日，阿穆尔当局举行海兰泡大屠杀的同时，另派出军队扑向江东六十四屯，对中国居民举行了多次扫荡。俄兵驱各屯居民聚于一大屋中举火焚烧，大部分被活活烧死。俄兵又沿村发火，毁尽房屋，枪杀居民，仅博尔多屯一地就杀害了上千人；最后将“未及过江者，不分男妇老幼，农夫工匠，负贩商贾及民间各行等业一同逼入江中，通共浮水得生者不过六七十人，其余均被逼溺死江中，浮尸蔽江者数日。”这次屠杀，又夺去了二千余名中国居民的生命。

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被害的中国居民的尸体壅塞在黑龙江水面，直到三个星期后还在江上浮游。一个俄国上校军官写道“七月二十四日，我们一行人又乘船继续向前航行。轮船很快就赶上一具溺尸。在它后面又出现了第二具、第三具尸体。就这样，在黑龙江整个宽阔的河面上，一具具尸体漂游着，仿佛在追逐着我们的轮船。很显然，这是在海兰泡淹死的那些最不幸的人。在一个扁平的沙滩上，一下子冲上来很多溺尸。一百三十，一百三十一，一百三十二’，尔上校轻轻地数着。这片浅滩远远地泛着白光，而由那些褐色和粉红色的尸体所砌成的长长的带子，就象花边一样镶在沙滩的水边上。周围的空气被严重地毒化了，我们都不得不用手帕塞住鼻子。很难估计出我们这一天赶上了多少尸体。但是，据判断，仅在一个小沙嘴上，我们共数出一百五十具。可以想见，中国人的尸体是很不少的。

滔滔的黑龙江变成了一条流不尽的血河！这是江上“有史以来最大的屠杀，最大的悲剧，最大的罪恶。”惨案已经过去八十一年了，但今天重温这一段血与火的历史，它不仅激起中国人民的无比义愤，而且也不能不激起一切善良人民（包括苏联人民在内）感情的波澜。 沙俄当局振振有词地说，中国东北地区的义和团运动破坏了俄国修筑的铁路，杀害了俄国铁路员工和妇女儿童，海兰泡与江东六十四屯大屠杀是它采取的“报复”措施。

不错。东北地区义和团运动六月爆发，七月达到高潮，在短短的几十天中共拆毁铁路五百五十俄里，剪断了几乎所有的电话线，毁坏车头四十五个、平车一千六百节，烧毁桥梁四千五百俄丈和其他铁路设施，使东清铁路工程全部停工。义和团破坏铁路是事实，问题的实质是这种破坏是正义的反抗斗争还是侵略行为，能否构成沙俄屠杀中国和平居民的理由

吞并中国东北是沙俄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国策，而东清铁路的修筑是实践这一国策的中心环节。“沙俄远东政策的制定者财政大臣维特，围绕东清铁路的修筑，将巨额资本引入中国满东北，以“经济占领”的方式，逐步实现其最后吞并的目标。[在他看来，只要保持住沙俄对东北“经济占领”的稳定局面，保证铁路工程的顺利进行，最后目标的实现只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

东北义和团运动爆发前夕，东清铁路和南满支线的工程正加紧进行，当时已铺设铁轨一千四百八十公里，共有车头二百零八个，车箱和平车五千四百辆以及其他大量建筑器材。铁路沿线盘踞着六千余名全副武装的沙俄“护路军”。旅顺口驻扎着一万三千五百名沙俄正规军，封锁着东北的门户。铁路一旦修通，沙俄大军朝发夕至，和以上武装力量“联为一气”，整个东北便唾手可得。东北地方官员指出：“俄欲得志于整个东北区域，已非一日。比来创修铁路，是入据我心腹而制其手足，一旦修通，不伤一兵，不损一矢，而三省一时为敌有矣”珲的一个普通商人悲愤地说：“东北简直成为俄国的了，将来铁路修成之后，俄国的压力将会更大”。东北各阶层人民普遍地感到铁路的修筑和东北的存亡紧密相连。他们要捍卫民族的生存，就不能不阻止铁路工程的进行。毫无疑问，东北义和团对铁路的破坏，完全是反抗沙俄侵略者的正义行动，而沙俄为此举行“报复”和镇压，纯属维护侵略特权的强盗行为。

至于说东北义和团杀害俄国铁路员工和妇女儿童，完全是沙俄当局的一种恶毒煽动。六月二十八日，还在义和团破坏铁路之前，黑龙江将军寿山就电告沙俄建筑东清铁路总工程师尤哥维奇，俄国的军事动员将在中国东北居民中引起严重的骚乱，要俄国不要诉诸武力，并全力承担保证俄方人员的安全。[76]七月八日，盛京、吉林、黑龙江三将军又致电尤哥维奇，再次呼吁俄国不要进攻东北；并指出俄国护路军杀人放火，恢复秩序已十分困难，要求将他们撤走，铁路全部财产交中国官员管理，俄国职员和平民由中国军队保送出境，待秩序恢复后重返施工。[77]但这一切建议，都遭到俄方的蛮横拒绝。

中国东北当局看到俄国决心侵华，不得不以武力驱逐沙俄护路军，以消除腹心之患。但对俄国职员和平民竭力保护。南满支线上的职员和居民，还在义和团运动爆发时就撤到了旅顺口，后来又转移到海参崴，未受到什么伤害。其余各段上的职员以及妇女儿童，根据《建筑东清铁路总工程师第I68号命令》，分别撤往伯力、双城子、海参崴、外贝加尔地区和哈尔滨。鉴于哈尔滨集中了大批俄国非武装人员，寿山郑重通知尤哥维奇，为了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流血事件，他“建议立即将妇女、儿童和非武装的职员送走；并且命令各要塞和军队不得射击运载非武装人员的船只。”[尤哥维奇选拔一千名职员和工人编成义勇兵，与护路军一起留在哈尔滨负隅顽抗，将其余的非武装人员分批运往伯力，于七月十二日安全地运出第一批。[80]尽管中国东北当局竭力保护俄国平民，但沙俄仍然制造了海兰泡与江东六十四屯大血案。寿山在致尤哥维奇的电报中严正指出：俄国“工程师和工人目前正受到我们的全力保护”，“然而，你们却对中国人和江北所有的乡村居民进行大屠杀，你们怎么能支持这种暴行呢？”寿山表示他不为俄国的屠杀而对中国境内的俄国平民进行相应的报复，他仍然“严令所有的部队，并劝说拳民，不许他们过江去无理烧杀”，因为“这种行为是违背天良的”。寿山再次申明“如果留在哈尔滨的男人和妇女愿意回国，他们应当立即动身”，他和吉林将军共同负责撤离者的人身安全。七月二十四日，俄国最后一批共二千五百名职员和平民从哈尔滨撤往伯力，沿江中国驻军未加拦截。东北地方官兵指出：“六月十五日富拉尔基俄国监工人等，闻警逃避西路者约有数千名口，无不保送出境；其流落在后者，均交素识商人收养，毫无凌虐；由哈尔滨乘船顺流而下者，听其驶行，不准阻拦；凡此种种，均有电报公文可查。”以上中俄双方文件证明，中国当局对俄国妇女、儿童和职员都采取了多方面的保护措施，直至俄方举行海兰泡大屠杀之后，这种保护政策始终未变。这一铁的历史事实彻底揭穿了所谓“杀害妇女儿童”之一说，纯属沙俄政府用以煽动俄国民族情绪反对中国人民的欺骗宣传。沙俄正是借助这种宣传，掀起了反华、排华和侵华的恶浪，并掩饰他们屠杀中国人民的滔天罪行。

海兰泡受到中国的威胁，俄国人不进行屠杀，更大的屠杀将加到他们头上；海兰泡的悲剧是俄国人在非常时期“采取的一种非常手段”，这是国外有关著作中最常见的一种看法 美国历史学家贝弗里奇说这一惨案是“俄国在远东最近历史中臭名昭著的丑闻”。日本人石光真清指出，这是黑龙江上有史以来“最大的屠杀，最大的悲剧，最大的罪恶！” 俄国人多伊奇认为，“沙俄现在实行的这种惨无人道的做法，只有与中世纪审判异教徒的宗教法庭和西班牙对异教徒、犹太人和摩尔人的迫害才可以相比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