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手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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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诗歌体式繁多,在古诗分类和叫法上也众说纷纭。尤其是对于乐府、古风、歌行体三类诗,更易混淆。因为,从形式上看,乐府体与古风都是五言体,七言古诗与歌行体都是七言体,很难区分。但是,从古代以来,人们比较一致地承认它们在表达内容、手法、风格特色区别,对它们有约定俗成称呼。
人教版八年级(下)在《诗五首》“研讨与练习”第二题中说:“《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和《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都是‘歌行体’诗,形式自由,语言流利,格调奔放。请从句式、叙事、抒情等方面说说这两首诗异同。”又九年级(上)知识短文《怎样读书》中说:“杜甫《石壕吏》格律较宽,叫古风……”
这里叫法,不符合习惯。人们习惯上把杜甫《茅屋》一诗叫做“七言古体诗”,而把岑参《白雪歌》叫做“七言歌行体”,编者也明显看到两诗“异”,所以出这样问。而杜甫《三吏》《三别》虽然在形式上与“古风”同为五言,但习惯上人们把《石壕吏》叫做“新乐府”,而不叫“古风”。为说清这个问题,需要对中国古代诗歌体式作一简要回顾。
我国最早诗体是四言“诗经体”,接着出现以屈原《离骚》为代表“楚辞体”(也叫“骚体诗”),后者用连词“之”和语气助词“兮”将句式变长,如“帝高阳之苗裔兮”(《离骚》)、“操吴戈兮披犀甲”(《国殇》),这为后来五、七言诗提供先例。因此,《诗经》与《楚辞成为中国诗歌之源。
至汉代,出现专门负责搜集各种诗歌、民歌机构“乐府”,它所搜集最有影响是民间诗歌,这就是我们今天还能看到“汉乐府民歌”。它最大特点是现实性强,通俗明快,形式上以五言为主。如教材八年级(上)中《长歌行》及高中课本中《饮马长城窟行》《十五从军征》等,即是“正宗”“汉乐府”。汉乐府民歌内容体式影响当时及后世文人诗歌创作,至东汉末年,代表文人五言诗成熟《古诗十九首》出现,其中吸收乐府歌许多特点,这对古诗体式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尤其是在魏晋南北朝及唐代,汉乐府发展衍变形成两种主要形式。种是文人以模拟为创作“古题乐府”(也叫“旧题乐府”),它借用“汉乐府”题目,写新内容,犹如“旧瓶装新酒”,如曹操《步出夏门行》((七上)、杨炯《从军行》、李贺《雁门太守行》(九下)、李白《蜀道难》《将进酒》(高中)等。这些歌特点是虽沿用汉乐府题目,但写内容是新,不过与原题有一定联系,如“从军行”与军事有关,“雁门太守行”与边塞有关。文人模拟乐府在内容上从汉乐府叙事为主转变为以抒情为主;在形式、手法上,则借鉴其通俗明快而又加以“雅化”,增添文人色彩,提高艺术品。“古题乐府”有五言与七言两种形式。七言古题乐府,今能见到最早是三国时曹丕《燕歌行》,至南朝齐梁时鲍照始大力为之,写出《拟行路难》(18首)等。乐府诗可以歌唱,而七言乐府体主要是以吟诵为主,在内容篇幅上,一般比较长,吟诵时如行云流水,一气而下。它可以自由转换韵脚来极尽内容多变、结构转折、气势壮阔、感情跌宕多姿之妙,这种诗体适宜于承载较大思想内容、抒发激越奔放之情,既有古乐府通俗明快特点,又以文人抒情言志为主,形式以七言句式为主,间有杂言,文采飞扬,读来抑扬顿挫,所以人们又称之为“歌行体”。
另一种则主要是借鉴“汉乐府”叙事为主、反映现实内容特点和浅显平易通俗表达特点,用它来反映当时社会现实,以引起人们对社会关注。它并不再借用“汉乐府”原有题目,而是根据反映事件不同内容而命名,所谓“即事命篇,无复依傍”。唐朝杜甫关心国事,用笔反映“安史之乱”前后社会现实,写许多这样诗,如《兵车行》(高中)专写唐王朝穷兵黩武开边战争给人民带来灾难,《三吏》(《潼关吏》《新安吏》《石壕吏》)、《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写“安史之乱”给百姓带来巨大痛苦等。这些诗,主要是在实质继承“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传统,形式上与五言古体诗无异。稍后元结、顾况等诗人也写过这样诗。至中唐时,白居易、元稹等现实主义诗人为挽救当时国家衰落,用诗歌反映社会现实弊端,以引起统治者注意,遂大力提倡杜甫、元结这些诗歌形式,并冠之于新乐府”称号,发起“新乐府运动”。他们自己也写不少“新乐府”,形式上五言、七言都有。如白居易《观刈麦》(九上)、《卖炭翁》《新丰折臂翁》《杜陵叟》等,都是叙事性强、平易通俗“新乐府体”。《竹林答问》中说:“古诗、乐府之分,自汉、魏已然。乐府音节不传,唐人每借旧题自标新义。至少陵,并不袭旧题,如《三吏》《三别》等诗,乃真乐府也。”(《清诗话续编》222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概要地指出新乐府诗特点。